中东问题的本质是宗教、民族、资源、政治权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

要想搞明白中东问题，必须要先了解这片土地上信仰的变迁。

我们熟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被学者称作亚伯拉罕诸教，它们虽然共享一些历史背景、人物和教义，但各自有独立的发展过程。

这所有的一切，都始于先知亚伯拉罕。

一、信仰的开端

公元前约 2000 年，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召唤，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前往上帝应许之地——迦南（今以色列地区）。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承诺赐给他的后代一片土地，并使他们成为大族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Isaac），一个是以实玛利（Ishmael）

• 犹太教认为：以撒是神的选民，后来产生了以色列民族。
• 伊斯兰教认为：以实玛利是穆罕默德的祖先，阿拉伯民族由其而出。

所以，从“宗教谱系”上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被视为同源的“兄弟民族”，分别从以撒与以实玛利传出。

以撒的儿子叫雅各，后来改名为“以色列”（意为“与神摔跤的人”），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创世纪》中记载，在雅各与神摔跤之后，被赐名以色列

二、犹太教的变迁

1. 埃及的奴役与出埃及

雅各（以色列）最宠爱的儿子约瑟，被哥哥们出于嫉妒卖到了埃及，辗转成为法老手下的宰相，掌管全国粮食。

后来，迦南发生大饥荒，雅各派儿子们到埃及买粮，几经周折才发现埃及的宰相正是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约瑟见到父亲雅各后感动落泪，并劝他举家迁往埃及避灾。法老也出于对约瑟贡献的认可，允许雅各一家迁往埃及肥沃的歌珊地。

大约公元前 1876 年，雅各带着 70 余口家眷迁入埃及，与约瑟团聚。雅各的后裔（即以色列人）在歌珊地繁衍生息，人口迅速增长（约 1876 – 1600）。

后来，宰相约瑟寿终正寝（110岁），新王登基，新的法老开始担心以色列人的势力过大。

处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法老下令奴役以色列人（约 1600–1446），让他们为埃及修建仓城、做苦工。为了控制人口，还下令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摩西因此被藏匿、漂在尼罗河中，后被法老的女儿收养。

摩西在长大后逃离埃及，“在西奈的旷野中受到神的召唤，在燃烧的荆棘中取得使命”，神命令摩西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迦南。

然而，法老拒绝放他们离开，于是神通过摩西降下十灾，在经历最后一灾“杀长子之灾”后，法老终于同意放人。

现在的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这一连串灾难开始的线索是水变成血，推测事情起源于尼罗河中滋生的赤潮，使得水生生物缺氧然后大量死亡，而后引起的一连串生态灾难。

于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途中经过红海，神使海水分开，摩西和以色列人得以通过。之后法老反悔，并派军追击，却在红海中被海水吞没。这就是摩西开海的故事。

基于多种原因，大多数主流学者认为《圣经》中《出埃及记》的记载不是史实，他们普遍认为《出埃及记》的故事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几个世纪后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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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迁往埃及，是以色列民族“入世”的关键一步，从游牧部族走向国家雏形。

在埃及的苦难和出逃，是犹太教中“救赎”主题的起源，也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核心传统。这一事件是犹太人宗教、民族记忆的根基，象征着自由与信仰的胜利，在这整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

伊斯兰教也接受出埃及的基本历史，高度尊重摩西，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同时强调：真主不断通过不同先知引导人类，摩西只是其中之一。

基督教则认为这一事件预表（foreshadow）了耶稣的救赎：耶稣是“新摩西”，他不是带领人走出埃及，而是带领人走出罪的奴役。

2. 应许之地 - 迦南

据《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到达迦南边境时，摩西派出 12 个探子去侦查。探子回来说当地人过于强大，无法征服；民众因此而恐惧并埋怨神，说宁愿回埃及，只有迦勒和约书亚鼓励大家相信神。神因此而震怒，宣告：“这世代中20岁以上的男子，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不得进入我所应许的地”。于是，这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泊了 40 年（旷野 40 年），直到他们全部死去，新的一代才获准进入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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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后，摩西在摩押平原（靠近迦南）向新一代以色列人重申律法（申命记），随后去世。约书亚则接续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以米甸为起点，攻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在埃及时，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发展起来的部落被称为“以色列十二支派”。

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进入迦南后，约公元前 1400 – 前 1100 年间，以色列各支派获得各自的土地，支派成为区域自治单位，形成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到了约公元前 1050 – 前 930 年，他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王国”。首都先在基比亚，后迁往耶路撒冷。

以色列王国总共经历了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统治，在所罗门儿子罗波安即位后，由于民众反抗他的统治，不久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北部的十个支派形成了新的以色列王国（公元前 931 年至前 722 年），而南部两个支派则形成犹大王国（公元前 931 年至前 586 年），首都在耶路撒冷。

3. 亡国与流亡

与南朝犹大国不同，北朝以色列人及撒马利亚人不再受到宗教的约束，他们受迦南原住民的影响，崇拜当地的宗教，与迦南异族通婚。因而北国与南国形成对峙的局面。根据旧约圣经记载（公元前 722 年）北朝以色列因此受到神耶和华的惩罚，被新亚述帝国消灭，民众被流放（“失落的十支派”），失去了以色列人的身份，而犹大国则成为了新亚述的附属国，我们现在说的犹太人一般都是指南方犹大国的后裔。

公元前 586 年，南国犹大被新巴比伦王国攻灭，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被毁，犹太精英们被掳往巴比伦。

4. 回归与重建

公元前 539 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征服巴比伦。他推行宽容的政策，允许被掳的民族归回家园、重建宗教。由所罗巴伯（Zerubbabel）领导归回的第一批犹太人开始重建圣殿。建设过程因地方阻力与政治变动而中断多年，最终于公元前 516 年完成。被称为“第二圣殿”，维持至公元 70 年被罗马摧毁。

虽然圣殿恢复，但很多犹太人仍生活在没有圣殿、没有大祭司的异地（如巴比伦、波斯），因而献祭制度无法继续（圣殿是唯一合法献祭之地），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发展出：

• 会堂制度：作为信仰教育与礼拜中心。
• 文本化信仰：律法书卷（托拉）成为核心，强调诵读、学习、解释。
• 个人与家庭宗教实践：如安息日守诫、洁食律法等，不再依赖献祭。

从公元前 539 年，到大约公元前 100 年期间，律法文本逐步固定，成为犹太教信仰与实践的权威基础，犹太教的教义上也慢慢的发生变化，“内心的顺服比外在的仪式更重要”，从“靠圣殿献祭赎罪” 逐渐演变为 “靠遵守律法维系与神的关系”，每个人即使远离圣殿，也能亲近上帝。

5. 罗马的统治

从公元前 539 年，一直到公元 66 年，犹太地先后经历了波斯、古希腊马其顿王国、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等国的统治。

直到前 214 - 前 148 期间，经过四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后又消灭了残存的希腊塞琉古帝国，于公元前 63 年，罗马将犹太地变为附庸，纳入其版图。

后来，由于税收、宗教冲突等原因，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积怨许久，于公元 66 年爆发起义（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公元 70 年，罗马帝国皇帝提图斯（Titus）带兵攻破耶路撒冷，数十万人死于战乱或被奴役，第二圣殿被毁灭，仅留下西墙（哭墙）。

公元 135 年，罗马再次镇压犹太起义后，为了惩罚犹太人并抹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记忆，罗马皇帝哈德良把这片地从“犹太行省（Judea）”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Syria Palaestina）”，并将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

由于圣殿不复存在，此后，犹太教的生活重心彻底转向会堂（synagogue）与律法学习（托拉学习）。

6. 夹缝中求生存

由于耶路撒冷被毁，犹太民众被大规模驱逐，此后犹太人被迫分散到欧洲、中东和北非等地，形成“散居（Diaspora）”状态，他们没有国家、没有军队、社会地位低下、经常受到迫害（尤其在欧洲），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近两千年。

这两千年里，犹太人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不是完全处于“苟延残喘”状态，而是在夹缝中不断开辟出生存空间和文化、学术、经济上的繁荣。

7. 以色列国

19 世纪，欧洲兴起民族国家观念，认为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人们应该组成自己的独立国家；民族国家观念促进了多个国家的统一或独立运动，比如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希腊、塞尔维亚等国的独立。

犹太人受其影响开始思考自身的“民族归属”问题，受持续的排犹浪潮影响（如俄国的暴力迫害），部分犹太知识分子提出“回到故土”的主张。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于 1896 年出版《犹太国》，创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m），主张在犹太人的故土 - 巴勒斯坦恢复一个犹太国家。

1948 年的《以色列独立宣言》将赫茨尔尊为“犹太国家的精神之父”

1897 年，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召开，这次会议被视为以色列建国运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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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拉拢全球犹太人，在 1917 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战后，巴勒斯坦地区所属的奥斯曼帝国崩溃，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英国在此建立“巴勒斯坦托管地”，同时，大量犹太移民涌入，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冲突日渐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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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约 600 万欧洲犹太人，震惊世界，战后国际社会对犹太人遭遇深感同情，犹太建国运动因而再次获得动力，此时大量犹太难民滞留在欧洲无人收容，巴勒斯坦成为唯一可行的归宿。

但是，阿拉伯人在此居住了上千年，伊斯兰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则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1947 年，左右为难的英国宣布放弃托管权，交由联合国处理，联合国大会最终拟将巴勒斯坦分为：

• 犹太国：56% 土地；
• 阿拉伯国：43% 土地；
• 耶路撒冷：国际管理；

犹太人接受了这一提案，1948 年 5 月 14 日，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国”成立；

阿拉伯人直接硬刚，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对其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以色列不仅在战争中生存下来，还控制了比联合国分配更多的土地，约 75 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形成至今未解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战后，以色列快速建立国家机构，吸纳全球犹太人移民，并实行世俗民主制度，议会制政府；于 1950 年通过《回归法》，宣布“全球犹太人都有权移民并成为以色列公民”。

而阿拉伯世界则长期拒绝承认以色列，导致了后续数次的中东战争（1956、1967、1973）。

8. 中东乱象之巴以冲突

简单来说，巴以冲突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围绕同一片土地主权、归属、难民和宗教圣地等一系列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政治、民族和宗教冲突。

经过不断的发展、碰撞，这些冲突被大致限制在加沙和西岸（约旦河西岸）这两片区域。

加沙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区。1967 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击败埃及，加沙变为以色列占领区。

1993 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平解放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同意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和西岸部分地区自治；以色列逐步从加沙城市撤军，但仍保留部分定居点和军队。直到 2005 年，以色列总理沙龙才宣布完全撤出加沙，拆除所有犹太定居点与军事基地。但加沙地区的陆海空至今仍被以色列和埃及封锁，形同“围城”，居民日常生活资源主要来源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其种类和数量都被以色列严格监控。

2006 年，加沙举行选举，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击败法塔赫，赢得选举；

2007 年，哈马斯与法塔赫爆发武装冲突，哈马斯彻底控制加沙；

从此形成加沙（哈马斯）与约旦河西岸（法塔赫自治政府）分裂局面。

哈马斯，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哈马斯组织被美国、欧盟等列为恐怖组织，但被许多阿拉伯人视为“抵抗者”。

对于以色列来说，虽然军事力量远强于哈马斯，理论上可以“彻底摧毁”加沙的军事力量，但几十年来，以色列始终没有选择“彻底解决”加沙，这是因为：

1. 以色列军事上能赢，政治上却输不起

   • 加沙人口密度极高，有大约 200 多万敌意深重的巴勒斯坦人，占领、管理的成本太高。
   • 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反应，甚至可能招致西方盟友的强烈谴责。

2. 人道主义危机可能引爆国际舆论

   • 加沙人口密度极高，以往每次军事行动都大量伤及平民，受到全球的抗议、谴责与制裁。

3. 战略上来说：哈马斯虽然是敌人，但也是一种“稳定结构”

   • 比起可能更极端、更不可控的新力量（如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ISIS），以色列宁愿保留一个“可控的哈马斯”；
   • 哈马斯掌控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藉此可以分裂巴勒斯坦，这使得“统一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望难以实现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在加沙地区，最好的方案就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维持现状，定期打击。

约旦河西岸

根据 1993 年 - 1995 年奥斯陆协议，西岸被划为三类行政区：

区域	面积比例	控制权	说明
A区	18%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全权控制	主要城市如拉马拉、伯利恒
B区	22%	巴方负责民政，以色列负责安全	村庄地带
C区	60%	完全由以色列控制	包括大片农村、犹太定居点

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的权力极其有限，居住区域被迫形成近两百块飞地，往来交通均受以色列监管（上图中的红色区域）。外交、军队、边境、空域、资源控制权全在以色列手中，没有自己的货币、机场、军队，连进出边境都需以色列批准。

在以色列政府批准或默许下，犹太人搬入西岸 C 区建立的居住社区，建成约 150 多个官方定居点及上百个“非法前哨”；这些定居点往往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水源、及以色列军警保护，切割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给未来巴勒斯坦的建国之路增加巨大的了困难。

其中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东耶路撒冷”。它名义上属于西岸地区；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后，强行“并入”以色列耶路撒冷市，被以色列视为“不可分割的首都”，虽然但联合国与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这一点。

而巴勒斯坦人也坚持要以东耶路撒冷为未来的首都，这是巴以冲突中最难解决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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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过，公元二世纪初，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只留下了西墙，这就是哭墙。

后来，公元 700 年左右，伊斯兰教在这个位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第三大寺）、圆顶清真寺（默罕默德夜行登霄游览天堂、会见其他先知的地方），并将此地称作“圣殿山”，视为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圣地。

这两个寺直接压在第二圣殿的遗迹之上，而哭墙成为了清真寺围墙的一部分......

犹太人的典籍记载，如果第三次将圣殿的重建，预示着弥赛亚（救世主）将要降临人间，但前提是把压在上面的两座清真寺拆了......这也是以色列和周边穆斯林天天打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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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对比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

条目	加沙	约旦河西岸
控制方	哈马斯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法塔赫） + 以色列
主要敌人	以色列	以色列 + 哈马斯渗透
是否封锁	被以色列和埃及封锁	无海岸线，但有检查站和隔离墙
居民情况	高密度贫困、封闭	相对开放，但被切割与压迫
冲突频率	高频战争	低烈度冲突和骚乱
外交状态	被视为恐怖组织控制区	被国际承认为巴勒斯坦政权所在地
人口	约230万人，人口密度和香港相等	约280万人，人口密度大约是深圳的 1/7
面积	365平方千米，是香港的 1/3 左右	2300平方千米，比深圳市（1997平方千米）略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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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稣与基督教

在犹太教处于边缘地位的这两千年里，中东地区大放光彩的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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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科普文章中，有提到现在使用的“公元”纪年，其“公元元年”，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但其实“公元”纪年并非耶稣出生时就存在；罗马帝国时期，使用的是“罗马建城纪年”（以公元前 753 年为起点）或各任皇帝的统治年。

直到公元 525 年，一位名叫狄奥尼修斯·埃希乌斯（Dionysius Exiguus）的修士为了计算复活节，提出以耶稣诞生那一年为纪元元年，称为：Anno Domini（拉丁语，意为“主的年份”），简称 AD，即“公元”。

而现代学者根据《新约》中提到耶稣出生时希律王还在位（希律死于公元前4年），推测耶稣实际出生在公元前4年到公元前6年之间。所以，“公元元年”其实是人为计算出来的，大致是耶稣出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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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 4 年，耶稣出生于罗马帝国所控制的犹太省伯利恒（现在的以色列北部），宗教书籍中，对于耶稣从出生到出来传道的这近三十年时间的历史记录很少。

30 岁时，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随后在旷野禁食祷告四十昼夜，“其间胜过魔鬼的三次试探”，之后便开始在故乡加利利一带开展传道工作，当时有很多人追随他，他在信徒当中亲自挑选了十二位门徒。耶稣表示他是神的儿子，用浅近而生动的话语，包括许多比喻，宣扬天国的福音。并施行神迹，让人可以信他。

耶稣传道约有三年的时间，期间还公开谴责腐朽的犹太宗教领袖：

1. 把宗教变成表演 ：追求外在形式，而无内在真实。
2. 用律法压制人心：将神的恩典变成冷酷制度。
3. 装作敬虔掩盖贪婪：把信仰变成谋利工具。
4. 阻碍真信仰的出现：因为他们垄断“对神的解释权”。

约公元 30 年左右，逾越节前夕，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受到群众的欢迎。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便是最后的晚餐。当时，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被犹太宗教领袖以三十两银子收买，以亲吻耶稣为暗号，将耶稣抓捕。

最终，耶稣被犹太行省的总督本丢·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死后，其使徒和其他追随者声称他从死里复活，多次显现在门徒面前，讲述神国的事，并把传播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他们。

由于耶稣被钉死的第二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的尸体被临时放在附近的墓室，准备安息日之后膏抹他的身体。第三天，几位妇女拿香膏要膏抹他的身体时，发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有天使向她们宣告耶稣已经复活。耶稣的复活日是星期日，此后基督教以每年的这一天为“复活节”。

四十天后，耶稣在门徒面前升天。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成为基督教传教使命的起点。

后来，由于犹太教领袖的迫害，使徒们四散离开了犹太行省，将耶稣的福音传遍了四方。

1. 罗马的传播与迫害

保罗是早期基督教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之一，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犹太律法师，后来经历“耶稣显灵质问”的事件后，改信基督教。

他提出“因信称义”，强调外邦人无需受割礼也能成为基督徒。他的传教足迹遍布希腊、意大利、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还建立了多个教会，使基督教从犹太内部运动逐渐转变为外邦人运动。后来，犹太人继续信耶稣的很少，基督教反而在罗马帝国的外邦人中渐渐传开。

之后，在公元 100 年到公元 300 年这段时间里，因为基督教发展迅速，并且拒绝崇拜皇帝与传统神祇，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实行了多次地方性或全国性的迫害，但随着烈士的增多，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信仰。

早期被罗马皇帝迫害时候，基督徒常被扔到斗兽场喂师子。信徒们面不改色、低吟圣歌，排着队走进斗兽场殉难，让见过大场面的罗马公民也目蹬口呆，很多人当场就认定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否则根本没法解释这些人为何如此淡定。

2. 两极反转：政教合一

到公元 313 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出于内部维稳和外部战争的考虑，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宣布罗马帝国境内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并且发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

据史料记载，君士坦丁在 312 年密尔维安大桥之战前夜，梦见了一个十字架和一句话：“凭此征服”（In hoc signo vinces）。他便命士兵在盾牌上画上基督教符号 XP（来自于“基督”在希腊语中的写法“Χριστός”的首二字符），并成功战胜对手。这次“神迹”让他相信基督教之神是可靠的，从而对基督教产生敬意，逐步皈依。

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而基督教也开启了与帝国政府的政教合一之路。

公元 380 年，罗马帝国皇帝颁布萨洛尼卡敕令，确立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异教崇拜被禁止，基督教从被迫害者转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公元 500 年前后，基督教占据了整个地中海沿岸，随着罗马辐射到埃及、中东，我们现在熟悉的土耳其、叙利亚等地，一度全都是耶稣的地盘。耶稣的地盘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了两个大中心：欧洲的罗马，和亚洲的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

但也就是从公元 500 年开始，到大约公元 1000 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西欧，教会成为稳定社会的唯一超国家机构，修道主义兴起，修道院成为文化、教育和慈善中心，许多中世纪重要知识和古籍得以在修道院中保存和传承。教会控制教育、婚姻、节日、土地继承等世俗事务，形成“神权高于王权”的结构。

基督教也藉此逐渐向西欧的日耳曼部落、凯尔特人、斯拉夫人等地区传播，渐渐成为西欧大陆的统一信仰。

3. 东西教会大分裂

信仰这东西，来源于人的脑子，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家对教义与典籍的解读可能都不尽相同，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当信仰与现实结合，沾染上钱和权之后，就逐渐没那么纯粹了。

由于教义（如“圣灵来源”问题）、礼仪语言（拉丁 vs 希腊）、主教权威（教皇 vs 君士坦丁堡牧首）等问题的长期冲突，公元 1054 年，“东西教会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基督教的两大分支，天主教和东正教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

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受拉丁文明影响，以拉丁语为主，强调法律、条文，以及教皇的绝对权威；

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延续希腊-拜占庭传统，以希腊语为主，主张各地区教会（牧首）平等治理。

此后，双方画地而治，一直借助世俗王权的力量互相角力（但没有发生明确的“天主教打东正教”或者“东正教打天主教”这样的战争）。

4.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公元 1096 年－1291 年间，在天主教教宗的准许下，西欧的封建领地主和骑士，对他们眼中的侵略者伊斯兰政权（地中海东岸）发动了持续近 200 年的一系列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

公元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出现了重大的变故。当时，欧洲小贵族们组成了一只队伍，准备去攻打耶路撒冷，夺回圣地；考虑到耶路撒冷防备充足，他们决定穿过地中海，先去攻打海对岸穆斯林控制的埃及，再反过头来进攻耶路撒冷。

结果他们受到威尼斯总督以及拜占庭帝国流亡王子的忽悠（利诱），调转船头，杀向了属于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成功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烧杀一空，建立了“拉丁帝国”试图西化拜占庭，并且强行设立天主教主教。

公元 1261 年，拜占庭贵族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这次事件被东正教视为“基督教世界最大的背叛”，永久性的撕裂了东西教会之间的关系。

5a. 罗马天主教的发展

从 1300 年到 1517 年间，教皇逐步成为至高权威，常常与世俗皇权争权。这一时期，教会掌握了极大的土地与财富，甚至设立教会法庭，征收什一税。

我们知道，绝对的权威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彼时，赎罪券、买官卖爵等权钱交易泛滥，引发了民众极大的不满。虽然有人挺身而出批评教会，但大都被教会镇压。

1517 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反对赎罪券制度，提出：

1. 因信称义：人得救靠信仰，而不靠善行或教会；
2. 圣经是唯一权威：信仰的依据是《圣经》，而不是教会传统；
3. 全民皆祭司：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

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导致新教（Protestant，即“抗议者”）各派兴起，自此，罗马天主教逐渐从统一分裂为多元宗派并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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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由于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等削弱了教会特权，教皇则逐步从政治领袖退变为纯宗教领袖。

五月花号

16 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后，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自立英格兰国教会（圣公会）。虽然脱离了教皇权威，但国教会保留了很多天主教传统仪式和教义，一些新教徒对此非常不满。

一个想要“进一步清除”国教中天主教残余的激进新教派出现，这就是清教徒（Puritans）。他们主张更“纯粹”的教义、简化礼仪、强调圣经权威和个人信仰。

16 世纪后期，国王强制推行国教，清教徒受到打压、监禁和审判。尤其是清教徒中的“分离派”（Separatists），他们因为主张完全脱离国教会，所以受到的打压最为严重。

一群“分离派”清教徒因在英格兰无法自由信仰，先是迁居荷兰的莱顿，后来迫于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且担忧下一代被荷兰文化同化，他们迫切的想要建立一个信仰自由的乌托邦社会，1620年，这群清教徒联合一些商人出资，搭乘一艘名为 “五月花号”（Mayflower） 的船，从英格兰出发前往美洲。

为了避免群体分裂，他们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强调契约、自我治理、团结协作与宗教自由。

这些理念后来被视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源头，而《五月花公约》也被认为是北美民主政治的雏形。

此次五月花号之行是英国清教徒大规模移民北美的开端。 后续大量清教徒在清教徒大迁徙（Great Migration，约1630年代）中来到新英格兰，建立了如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等地。

他们的宗教价值观、教育理念（如建立哈佛大学）对后来的美国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5b. 东正教的发展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治下，君士坦丁堡牧首仍保留权威，但受到奥斯曼的国教伊斯兰教控制；东正教信徒虽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也基本沦为了“二等臣民”。

由此，东正教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了俄罗斯，尤其是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甚至自称为（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自此，俄罗斯正教会开始主导东正教世界。

在俄罗斯沙皇长期地支持与保护之下，东正教逐渐在东欧、巴尔干、北高加索等地区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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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初东正教的平等基因，不像天主教那样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教皇领导，到了近代，东正教逐步演变成由各个民族、国家自行成立、管理自己的教会，即以民族教会为主，多中心的格局。

这些教会都有自己本国的牧首或大主教作为领导人，有自己语言、礼仪风格、教会事务安排，但信仰核心一致（同样的教义、圣礼、崇拜传统）且相对保守。

6. 现在的基督教

到 2024 年，全球的基督徒大约 25 亿人，占据世界总人口的 1/3。欧洲的基督徒大约有 5 亿人，占据欧洲总人口（7.5亿）的 65% - 70%。

欧洲的基督徒分布大致如下：

教派	人数估计	分布区域
天主教	约 2.8 亿人	西欧、南欧、中欧（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波兰、奥地利、克罗地亚等）
东正教	约 1.2 亿人	东欧和巴尔干（如俄罗斯、乌克兰、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
新教（主要是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等）	约 9000 万人	北欧（如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德国、英国、荷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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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说，中世纪期间，基督教教会是可以和国家政权相抗衡的存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则慢慢与国家权力分离，变成了人们精神与道德的指导。

四、伊斯兰教的崛起

我们把目光放回到公元 500 年，彼时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气风发，几乎占据了整个地中海沿岸：

罗马和中亚地区的萨珊王朝（琐罗亚斯德教）分庭抗礼，双方在高加索地区（现在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和中东的新月地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等地方)大打出手。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罗马牛逼的时候，一度攻破萨珊首都泰西封(现在的巴格达)；而萨珊雄起的时候，也曾围攻君士坦丁堡。

就在他们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冷不丁的在贫瘠荒凉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崛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宗教 - 伊斯兰教

1. 穆罕默德

上文我们说过，先知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以撒，是犹太人的祖先，而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则被伊斯兰教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祖先，阿拉伯民族由其而出。

穆罕默德确切的出生日期不详，大约是在公元 570 年，父亲在他尚未出生时就逝世了，母亲则在他 6 岁时逝世，年幼的穆罕默德转由祖父照顾（哈希姆氏族的领导人，属于古莱什部落），在此期间，穆罕默德观察并学习了祖父的为人举止以及如何解决族人之间的争端。后来，由于古莱什部落权利的更迭，穆罕默德没能继承祖父的权力，又变回了穷困的孤儿。穆罕默德在青壮年的经历没有太多的资料，但基本上是为了生计随着商队四处奔波，他在 25 时岁时娶了个有钱的寡妇。

公元 610 年，40 岁的穆罕默德在麦加以北的山洞冥想时，接收到了《古兰经》的启示。

当时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绷紧，就像遭到挤压一样，直到无法呼吸的时候，他听到一道声音向他讲述《古兰经》的第一段经文。当穆罕默德走出山洞时，他又听到一道声音说道：“穆罕默德！你是真主的使者，我是吉卜利勒。”吉卜利勒正是加百列，伊斯兰教相信就是加百列把《古兰经》的经文授予给了穆罕默德。

受到《古兰经》的启示之后，穆罕默德毅然创立了一个全新宗教，开始公开以先知的身份传教，宣称“真主是唯一的神”。当时的阿拉伯人早就有崇拜诸神的传统，麦加人在起初并不在意他的传教，还嘲讽他的主张怪诞，因此他在早期的宣教对象都是亲友，这个阶段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只有大约 15 至 40 人。

后来，随着穆罕默德的信徒日增，以及他的一神理论，触动了麦加人的神经。麦加人通过控制供奉诸神的克尔白（宗教建筑）得以敛财，他们意识到穆罕默德反对崇拜异端诸神，由此会动摇麦加人权力和财富的根基。同时，穆罕默德在传教时亦批评了麦加富商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商人深恐如果阿拉伯人成为穆斯林，他们就不再到克尔白朝拜诸神和消费。穆罕默德和他所在的氏族由此受到排斥与迫害。

公元 622 年，一些受到政治斗争影响的麦地那人，加入穆罕默德的队伍成为穆斯林，并邀请穆罕默德前往麦地那帮他们重新整合部落、主持大局，穆罕默德藉此逃离麦加，前往麦地那。后来，伊斯兰教便把公元 622 年作为伊斯兰历（回历）的元年，用来纪念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

穆斯林的崛起是在称得上是天时地利人和：

1. 阿拉伯半岛（尤其是中、南部）气候炎热、缺乏大的河流、资源匮乏，因而没有统一的国家政权，而是由各个部落分散统治，游牧、商队运输和劫掠和是其主要的社会生活方式，部落之间经常爆发冲突，社会相对缺乏秩序与统一。

2. 吸收借鉴了各路神仙的教义、组织方式、宣传方式等，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而是教义、道德、法律的三者合一。立教的第一天起，宗教就是政权，政权就是宗教。先知穆罕默德在社群中，大事小事一把抓。民众碰到的任何问题，从生活方式，经济纠纷，到战斗规划，全部都是去向他请教，因而凝聚力极强。穆罕默德最早的宣教策略聚焦于社会改革，以吸引较贫困的部落。他还以安拉的名义授权人们可以袭击麦加的商队，夺取战利品，以此笼络人心；在他的带领下，信徒们一手持经、一手拿剑，团结徘徊于饥饿边缘的阿拉伯人，垄断大小城市的商路，很快就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3. 阿拉伯半岛西北的拜占庭帝国和东北的萨珊帝国打了几十年大战，双方人民都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穆斯林的出现，被中东人民视为救星，这为后期（先知逝世之后）穆斯林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提供了基础。

630 年，穆罕默德率领万人队伍进军麦加，并向麦加保证只要麦加方面不施袭，他们不会杀害任何人。麦加不战而降。之后，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二个根据地。

2. 伊斯兰教的扩张

宗教这事儿吧，即便再神圣，那也是人类折腾出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创始人要是还在，内部矛盾比较容易压制。等到创始人过世了，那矛盾就爆发了，就像基督教分裂成了西方教会和东正教，佛教百年之后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甚至连无权无势的儒教，孔子一死，都搞出个“儒教八派”来，谁都不能免俗。

公元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染病逝世，终年 62 岁。由于穆罕默德在世时，既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明确的指定谁做继承人，因此，他去世后，谁是接班人成了众穆斯林面临的首要问题，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角逐。他的最初四个继任者，被称为“四大哈里发”。这一时期被称为“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在这段时间里，内部各派都对哈里发的位置虎视眈眈，甚至两任哈里发都是被人杀害的。

哈里发：意为继承者，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

第一位哈里发，是阿布·伯克尔（Abu Bakr），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之一，他把女儿阿伊莎嫁给了穆罕默德，并伴随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纳。穆罕默德于 632 年去世后，其追随者在协商后选举了阿布·伯克尔为首任哈里发。后来这种“协商选举”的策略成为逊尼派的政治传统。

“逊尼”，意指遵循先知的言行。他们强调穆罕默德的传统为宗教生活的主要规范。

什叶派则认为穆罕默德指定阿里（其堂弟兼女婿）为合法继承人，并主张只有穆罕默德的血亲（即“伊玛目”）才有权继任领导。

“什叶”来自“Shīʿatu ʿAlī”（阿里的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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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斯兰教内部斗争不断，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外扩张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四大哈里发统治期间，伊斯兰教的版图急剧扩大，征服了西到埃及，东到伊朗的庞大区域。到公元 650 年，从耶稣诞生的伯利恒、保罗传教的大马士革、一直到基督教教义研究中心埃及亚历山大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基本上把基督教龙兴之地丢了个精光，欧洲反而成了基督教的基本盘。

3. 哈里发帝国 - 倭马亚王朝

四大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叫阿里·塔利卜，听名字就知道是什叶派了，在他遇刺后，权利旁落的逊尼派和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一世勾结，威逼利诱其子哈桑·本·阿里放弃哈里发之位，并继位给了穆阿威叶。

这个过程中，在伊斯兰教还诞生了一个哈瓦利吉派，他们声称“裁决应只归真主”，对阿里接受穆阿维叶的仲裁停战提出抗议，而从军队脱离。主流哈瓦利吉派因其极端主义和激进行动，如可处死所有他们认为“叛教”的穆斯林或异端（如阿里）、实行严苛伊斯兰律法，连严惩小罪等，被持续镇压，多数分支被剿灭，仅留下一个温和化的分支存续至今。后世一些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ISIS）在思想方法上受哈瓦利吉派的影响，被现代穆斯林学者称为“新哈瓦利吉派”

自此，哈里发国家的“神权共和”时期结束，开启了世袭制的倭马亚王朝，其统治时间自公元 661 年始，至公元 750 年终，是穆斯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唐朝人把他叫做白衣大食。

公元 8 世纪中叶，穆斯林的统治，向东覆盖了河中地区（现在的各个斯坦国），并一直延伸到了帕米尔高原，向西则沿着地中海一直扩张到现在的西班牙。

至此，欧亚大陆的诸神之战告一段落，两大宗教成为最后赢家。基督教以欧洲为基本盘，奋力维持在亚洲的桥头堡，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伊斯兰教以阿拉伯半岛为基本盘，继续秉承把新月旗插满欧亚非的理想，而这两个盘之外，那就是大拼盘。远远看去，中东那地方一片绿色，但放大了看，就会发现这一片绿中，点缀着一小块一小块十字架。毕竟这地方基督徒已经生活了好几百年。

4. 哈里发帝国 - 阿拔斯王朝

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非阿拉伯人无论是否皈依伊斯兰教，他们都被视为二等公民。这使得非阿拉伯人非常不满，最终在公元 751 年，倭马亚王朝被推翻（阿拔斯革命）。随后建立的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实施了更具包容性的民族政策。

阿拔斯王室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的后裔，阿拔斯王朝仍算是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王朝，也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阿拔斯王朝旗帜多为黑色，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

5. 纷争不断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则是王权与神权、什叶派与叙尼派之间排列组合式的斗争：野心家们拉着某一教派的大旗获得王权；王权太强又挤压了宗教；宗教找出个新的世俗代言人继续冲击王权；王权被这股力量分割，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们则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中，时间越过了公元 1000 年。

6. 十字军东征

公元 1096 年－1291 年间，在天主教教宗的准许下，西欧的封建领地主和骑士，对他们眼中的侵略者伊斯兰政权（地中海东岸）发动了持续近 200 年的一系列战争，史称“十字军东征”

战争初期，十字军于 1099 年攻占耶路撒冷，屠杀了大量穆斯林和犹太人，穆斯林世界此时因处于分裂状态。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十字军的威胁又促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再整合，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圣战意识”复兴，他们视抗击十字军为“吉哈德”（圣战）。最终，从埃及走出来的萨拉丁，统一了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并于 1187 年收复耶路撒冷。

到 1291 年，穆斯林世界收复大部失地，十字军势力被完全驱逐。

7. 成吉思汗之威

1217 年，距离巴格达几千公里之外，蒙古帝国已经成立十年，大败世仇金国，统一华北平原。意气风发的成吉思汗派出了 500 人的骆驼商团远赴西边的花剌子模，想要好好跟游牧部落的兄弟们做做生意。

按照国书的说法，成吉思汗希望：“以后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可汗你统治日落之方，我统治日升之地”，“大家好好做生意，兴盛彼此”。很多蒙古贵族都投资了这个商团，毕竟他们刚刚在华北掳掠一番，很需要把战利品变现一下。

然而，在走到丝绸之路中段的花剌子模王朝境内时，被当地官员以间谍罪逮捕了十余个人；于是，蒙古便派出以一名穆斯林正使和二名蒙古人副使过去交涉，结果花剌子模国王直接把正使斩首，还把剩下两个使者的胡子给烧了。噩耗传回蒙古，战事遂起。

1219 年，蒙古第一次西征，1221 年，花剌子模灭国，王子出逃。成吉思汗发现西边的这些个政权，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蒙古大军从华北一路向西，从北京打出新疆，一路征服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

1235 年 - 1242 年 蒙古第二次西征，由各族宗王长子、嗣子或长孙率军十二万西进（长子西征）。先后摧毁了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公国等东斯拉夫列国。

1252 年 - 1259 年，蒙古第三次西征，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按照祖父成吉思汗的遗愿再次踏上西征之路。

1257年，旭烈兀兵临巴格达城下，阿拔斯末代哈里发真诚的劝告旭烈兀，如果再攻城的话，真主一定会降下天谴。然而，真主并未回应哈里发的呼唤，1258 年，巴格达陷落，哈里发被裹在地毯中踩死，中东乃至当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被屠城一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灭亡；同年，大马士革陷落，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被打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除了埃及开罗之外，全部陷落。

最后，拯救埃及的是重庆人民。1259 年，蒙古大汗战死于重庆钓鱼城，旭烈兀忙着回去争夺王位，埃及的马木留克乘机打败留守蒙古将军，保住了埃及、麦加、麦地那的安全，成为新一代伊斯兰“护教者”，并开始长期统治埃及与叙利亚（1250–1517），自此，蒙古人西征的狂潮终于停止。

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文化和学术中心，1258 年的陷落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黑暗时刻”。许多学者、工匠、书籍、建筑堙灭于战火之中，哈里发制度中断，伊斯兰世界失去统一的象征。中亚、伊朗被纳入蒙古控制，逐渐出现多个由蒙古人统治、穆斯林逐步掌控的政权（如伊儿汗国）。

8. 蒙古帝国的分裂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他把大蒙古国的土地分给他的几个儿子。由于各个儿子均听从成吉思汗的号令，故所封的汗国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服从大汗的领导。

1227 年，成吉思汗狩猎坠马，病情逐渐加重，随后死亡。蒙古帝国在他死后又坚持了大约 30 年，从 1261 年开始，逐步走向分裂。

到 1271 年时，蒙古帝国分裂最终形成四大汗国 + 元朝并立的局面。

1259 年，伊儿汗国正式改奉伊斯兰教，成为什叶派色彩浓厚的政权。伊儿汗国成为伊斯兰政权，开始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伊儿汗国成为波斯（伊朗及周边地区的旧称）文化与伊斯兰思想的重要传播者，文化复苏在 14 世纪逐渐展开。其他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也逐步皈依伊斯兰。中亚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草原与东欧的重要跳板

再往后，蒙古四大汗国逐渐分裂弱化，从 1300 年到 1480 年间先后灭亡，分裂出来的诸多小汗国则在后续的几百年里，被准格尔汗国、俄国等完全消灭。

9. 伊斯兰世界的“三足鼎立”

到 16 世纪，穆斯林世界形成了三大帝国鼎立的局面，被称为：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三角结构

1. 奥斯曼帝国（1299–1924）- 逊尼派霸主

   • 源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边疆突厥部落，1453 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正式成为帝国首都。
   • 1517 年征服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灭亡，奥斯曼的伊斯兰领袖正式继承哈里发头衔。
   • 控制阿拉伯半岛圣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合法领袖”。
   • 构建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伊斯兰法制体系，保守但稳定。

2. 萨法维帝国（1501–1736）- 什叶派中心

   • 兴起于波斯地区，由伊斯玛仪一世建立。
   • 强制推行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作为国教，与奥斯曼逊尼派激烈对立。
   • 首都伊斯法罕成为文化、艺术中心，波斯语与伊斯兰教高度融合。

3. 莫卧儿帝国（1526–1857）- 伊斯兰在印度的高峰

   •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长期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强大穆斯林帝国，历代君主都是逊尼派穆斯林。
   • 阿克巴大帝实行宗教包容政策，融合印度教徒（占王国 80% 的人口）与穆斯林精英。
   • 推动印度-波斯文化融合，在建筑（泰姬陵等）、语言（波斯语成为宫廷语言）、文学与艺术等方面，辐射整个印度。

蒙古人一度将伊斯兰文明推入黑暗谷底，后来却成为了伊斯兰文明的新血液，体现出伊斯兰信仰极强的适应能力与再生能力。

蒙古西征深刻地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版图，使权利得到重新洗牌，使伊斯兰世界从“阿拉伯中心”扩散为横跨亚非欧的多元格局，也催生了波斯伊斯兰文化、中亚-突厥伊斯兰文化、印穆文化的兴起。

10. 三角结构瓦解

从 17 世纪后期，奥斯曼与欧洲列强（奥地利、俄国、威尼斯）爆发频繁战争，逐步失去巴尔干和黑海地区；18 世纪则持续衰弱；到了 19 世纪，又面临民族主义崛起和欧洲干涉（如希腊独立、克里米亚战争），权威不断削弱。

萨法维帝国则由于内部腐败和部落冲突，被推翻之后，经历多个政权的统治。由于国力的衰弱，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力量了，但仍然保留了什叶派的特性。

莫卧儿帝国则在 18 世纪，受到马拉塔、锡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多方挑战，在 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失败后，帝国名义上被英国废除，标志着南亚伊斯兰势力主导地位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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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前中期， 奥斯曼帝国仍然是北非和西亚最主要的伊斯兰政权，虽然它的控制力已经开始衰退，但在名义上或实质上依然统治着大片土地。

到了 19 世纪后期，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步衰落，北非、西亚开始逐步沦为英、法、意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殖民者常扶持亲西方的穆斯林精英，分裂传统宗教领袖与民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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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希姆家族（最初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所在的家族，他们现在被认为是默罕默德的后裔）的侯赛因-本-阿里在英国的支持下，于1916年至1918年间发起了阿拉伯大起义。意图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脱离出来，建立一个领土范围北达叙利亚阿勒颇，南达也门亚丁的独立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被瓜分，英国又推翻了与侯赛因的约定，把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交给西方列强托管，再加上当时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感不甚强烈，政治与派系上更是分裂，削弱了侯赛因的政治地位，最终哈希姆家族只获得了约旦这么一小块地方，反而让沙特家族（沙特阿拉伯）摘得胜利的果实，迅速崛起，获得了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地区，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然而，由于沙特家族得国不正，血统也不够高贵，所以只能通过支持极度保守的瓦哈比教义来给自己加 buff 维持统治。

随着欧洲殖民者们瓜分了中东与北非，伊斯兰世界被迫卷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原有的乌玛（宗教共同体）观念式微，各地区伊斯兰世界开始碎片化。

现在的约旦王室，由于哈希姆家族的渊源，可以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哈里发”，他们是阿拉伯世界广泛承认的穆罕默德的后裔，但这仅仅是台面上的荣誉，并不能为约旦带来实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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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伊斯兰国家陆续独立，如埃及（1952）、印尼（1945）、巴基斯坦（1947）等，但这些独立运动，往往以民族家国主义为核心，而非伊斯兰信仰；伊斯兰教逐渐被被边缘化为文化传统或政治工具。

不过，伊斯兰社会网络的底层仍然活跃，清真寺、慈善组织、教育体系依旧存在，这为后来的复兴埋下基础

11. 伊斯兰复兴运动

原本来说，什叶派与逊尼派最初的分歧不是神学，而是权力。这不仅是一场宗教改革，更是皇位继承权的争夺。而这种分歧原本是可能被政治智慧所弥合的。

但下面这件事的发生，却使得两派之间的裂痕，扩大到了无法愈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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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公元 661 年。侯赛因是第四位哈里发（阿里）的次子，阿里死后，长子被迫放弃哈里发继承权，率阿里宗族退居麦地那。哈桑死后，侯赛因继位为阿里家族领袖。

680 年，穆阿威叶之子，叶齐德一世继位哈里发，侯赛因则不承认他的地位，拒不向其效忠，率众迁往麦加。不久，库法城发生针对叶齐德的反抗，邀请侯赛因前往主政。途中，侯赛因和其 200 余名拥护者被叶齐德率军 6000 人全部杀害（卡尔巴拉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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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赛因殉道这件事的发生，使得两派之间变得水火难容，这场悲剧成为什叶派信仰的中心神话，被视为正义殉道的永恒象征。也正是从此，这种原来的权力分歧从政治开始滑向神学，开始发展出完全不同的宗教世界观，逐渐变成了一场围绕谁才是合法伊斯兰代表的深层对抗。

什叶派认为，正义的道路已经被非法统治者篡夺，而阿里与侯赛因的牺牲，是殉道的象征。侯赛因之死，也不再只是一次历史事件，而成为信仰结构的核心神话。什叶派由此发展出一种以殉难美学为核心的世界观：

世界是压迫与抗争的场所，历史是等待真主正义降临的长夜。

什叶派信仰从此开始变的神秘化、情感化，强调伊玛目的无误性、神圣血统的延续、苦难记忆的仪式传承。他们每年哀悼侯赛因的阿舒拉节，不是纪念，而是将伤口永久镌刻在共同体内部，成为互相认同的起点。

阿舒拉节，最初是麦地那的犹太人纪念安拉在这一天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救出的。

如今每当阿舒拉日来临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为候赛因及其战友举行悼念活动。为了缅怀阿舒拉日遭到迫害的烈士，什叶派穆斯林会穿上深色的衣服上街游行以示纪念，用鞭子象征性的抽打自己的身体，还有极少数狂热信徒，会真的鞭打自己。

逊尼派则反其道而行。

他们在血腥混战之后选择稳定，确立了哈里发制度与社群共识机制，发展出成熟的法学体系（四大教法学派）、圣训学、学者共同体。

他们的核心是穆斯林社群的统一，只要维持共同体秩序，哈里发是否出身圣裔并不重要。

他们将伊斯兰政治制度法理化，从而服务于日益庞大的帝国体系。这套体系在阿拔斯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中高度成熟，成为宗教治理与政权正统性的双重工具。

本质上：

什叶派的信仰逻辑是真理优于权力，哪怕失败、受难、流血，也必须等待神圣正义。

而逊尼派的秩序逻辑是权力服务统一，哪怕妥协、协商、封闭，也必须维持伊斯兰社群整体稳定。

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割裂，最终决定了他们后续的政治倾向与社会组织方式。

什叶派信徒将卡尔巴拉之战建构为义士殉道的原型。正义永远失败，苦难才是信仰的证明。他们由此发展出以等待马赫迪再临、忠于伊玛目血统、诅咒篡位者为核心的宗教伦理体系。

而逊尼派则继续发展哈里发制度，确立了：圣训（逊乃）+社群共识（伊智玛）+法学阐释的政治宗教体系。随后，四大逊尼法学派逐步成熟，成为治理帝国的神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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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中世纪后，由逊尼派建立的帝国大放光彩。倭马亚、阿拔斯、奥斯曼等帝国成为主流正统。

而什叶派则长期在政治上被打压。虽然什叶派曾经多次尝试建立短命政权，如法蒂玛王朝、布韦王朝，但长期处于逊尼主流帝国体制下的非正统地位。

他们被禁止公开祭祀、不得担任帝国高级官职、甚至在法律上被定为异端。

什叶派为了生存不得不发展出隐秘的地下教士系统、宗教避难地、秘密学习体系，逐渐形成与逊尼派完全不同的神职架构和民间组织网络。

从后世的历史来看，这种长期压迫反而强化了什叶派的受难共同体身份，也培养了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在逊尼派的强力打压下，本来，什叶派可能就此沉沦，但决定性变化发生在 1501 年，萨法维王朝在波斯建立政权，并将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定为国教。

从此，什叶派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稳定的国家机器。不仅打破了什叶派千年的边缘地位，也让他们走上了国家化、制度化之路。

从此伊朗成为什叶派的核心母国，也与逊尼主导的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数百年地缘对抗状态。

自此，宗教教派不再仅仅是精神归属，而是被国家化、地缘化、外交政策化。

从信谁对演变为站哪边。教派的斗争，成了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博弈工具。

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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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殖民者大举进入中东时，因为逊尼派的社群教义，导致这些政权更稳定、亲西方、压制宗教极端。因而殖民者往往更倾向与逊尼精英合作，扶持逊尼王权、军政集团，如萨达姆的伊拉克、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沙特的王室。

而大量什叶派民众，却在这些逊尼主导国家中成为被剥夺、被排除的群体。

他们往往居于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沙特东部产油区、伊拉克南部，却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扶持逊尼派的举措下始终是二等公民，无法进入权力结构。

这种人口多数却政治少数的状态，深植于伊拉克、巴林、黎巴嫩、也门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什叶派人口虽为多数或大群体，却被长期剥夺选举权、官职权、武装权。这种身不平等，加剧了什叶派内部的抵抗意识，也为后来的革命与代理战争埋下伏笔。

最终，伊朗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一切。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

由于不满伊朗国王政策和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伊朗民众自 1978 年 1 月，发起反对伊朗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罢工及示威活动瘫痪了整个国家，国王被迫流亡国外。

在外流亡的什叶派学者霍梅尼趁机回到伊朗，推翻西方支持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以什叶派法学家统治为核心的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始末，可以参考知乎上这篇回答：为什么伊朗可以爆发伊斯兰革命逆世俗化？

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宗教在政治上的强势回归，激励了全世界伊斯兰主义者，尤其是什叶派与逊尼极端组织。

霍梅尼还提出法基赫治国理论，让高级伊斯兰法学家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这套体制，将信仰、国家、军队、司法、教育、媒体融为一体，塑造出高度同质化、意识形态统一的什叶派国家机器。

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各国逊尼派青年纷纷前往阿富汗“圣战”，包括后来基地组织的核心成员。美国、沙特、巴基斯坦纷纷大力支持伊斯兰武装，这为后来的极端组织埋下了伏笔，当“圣战者”返回后，在全球各地发起政治运动甚至是恐怖行动。

与此同时，埃及、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纷纷泛起波澜。

而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伊朗开始主动输出革命，支持整个中东地区的什叶派群体，用意识形态唤醒边缘群体的政治诉求。

于是，一个新的地缘结构出现了。

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拉克哈希德民兵、也门胡塞武装，构建出一条连通波斯湾至地中海的什叶派新月。

从德黑兰（伊朗）到贝鲁特（黎巴嫩），

什叶派从历史中的受难者转身为地缘战略中的颠覆者。

这条影响轴线，成为中东权力重组的核心格局。通过这些代理人，伊朗不需出兵即可实现地区控制，用最低成本撬动了逊尼国家体系。

面对伊朗的崛起，沙特主导的逊尼国家联盟迅速反应。作为逊尼派的宗教与石油双重核心，沙特不可能接受什叶派坐大。

于是，以其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开始全面抱团，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反伊朗联盟，他们加强与西方结盟，全力资助逊尼教育体系，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干预也门局势，镇压巴林什叶抗议。教派之争再度升级为地区冷战。

中东世界彻底被划分为两个阵营：

一边是以伊朗为核心，依靠什叶派网络构建影响力的革命阵线。

一边是以沙特、埃及、约旦等逊尼政权为核心的秩序阵线，试图维持传统的统治权力结构。

这不是宗教的觉醒，而是资源与政治的本能博弈。

在这种情况下，处在这场斗争前线的，就是那些普通什叶派和逊尼派民众。他们往往并不理解政治层面的勾心斗角，却不断被裹挟、牺牲、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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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政治伊斯兰成为中东地区反对西方化与腐败政府的主要方式之一。

1988 年，本·拉登成立“基地组织”。1998 年，美国东非使馆爆炸。2001 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9·11 事件举世震惊，美国以反恐为名，强势介入中东地区。

2001 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起阿富汗战争，2012 年，本·拉登被击毙。

2003 年，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著名的洗衣粉事件）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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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拉克的逊尼派因萨达姆倒台而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许多无路可走的年轻人纷纷投奔混乱中诞生的“伊斯兰国”（ISIS）。

叙利亚的逊尼人反抗阿萨德政权，却在教派化的战争中被标签化为极端分子。

也门的平民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之间死伤无数。

这时候的宗教，早已不是灵魂的归属了。

谁来代表伊斯兰？谁拥有解释伊斯兰世界真理的资格？

这是穆罕默德去世那一刻就留下的空白。

除此之外：

谁拥有石油？谁掌握麦加与圣城？谁又控制国家机器与分配体系？

在多民族、多部族、多教派混居的混乱中东，只有宗教教派才是确认身份最明确的条件，只有宗教教派才是一个人在世俗中定位自身的锚点。你是谁，不是看护照，而是看你去哪个清真寺、过哪天的节日、念哪个名字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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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则更多代表传统秩序与主流结构。

什叶派长期自视为历史的受难者，是宿命的继承者，是正义未竟的代表。这种思维方式极具革命性，天生反骨，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与生命力。

两者之间，是文化记忆与历史情感的长期错位。这种身份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在冲突中就会迅速固化、对立、武装化。

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教义不同而争斗，而是因为利益重合、制度冲突、身份撕裂、资源纠纷。用教义来包装斗争，用宗教语言讲政治争斗，这就是千百年来中东的现实。

我们总说伊斯兰世界不团结，其实，他们团结的不是宗教，而是各自的利益。他们打的不是教义，而是生存。而历史的吊诡之下，在这一场场斗争中，最先牺牲的，反倒是信仰本身。

今天的中东，几乎每一场冲突背后，都有教派的影子:

• 叙利亚战争是阿拉维什叶政权与逊尼反对派的血腥搏杀。
• 也门是胡塞什叶叛军与逊尼王国的全面代理战。
• 伊拉克是什叶政府与逊尼极端分子的零和博弈。
• 黎巴嫩是什叶武装真主党与逊尼政治家族的制度对抗。
• ......

而且真正可怕的是：这种斗争已经不是可以谈的矛盾了。它已深入血脉、制度、语言、政治、国际秩序，成为中东现实的一部分。

五、中东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存在完美答案。

中东的未来，不在于哪一派胜利，而在于能否超越教派本位，重构一种公民为本、制度为先、共治为纲的新秩序。

如果中东各国不能建立超越教派的国家认同感，不能在制度上创造包容而非排斥的共治机制，那么即使今天某一战线停火，明天也会在另一处燃起战火。

只要权力结构是排他的，只要资源分配是教派性的，只要政治游戏是零和博弈。

那么这场持续千年的宗教分裂，就不可能结束。中东的老百姓也就只能在这场千年的信仰悲剧中，一代一代地埋葬希望。

参考

曾经波澜壮阔的阿拉伯帝国是怎么变成现在这种乱成一团糟的中东的？

为什么什叶派和逊尼派总是斗来斗去的？他们这么争到底图个什么？